201905梅里雪山及香格里拉赛马摄影,香格里拉旅游攻略-游侠客社区

2019年5月，我与参加游侠客梅里雪山星空摄影的7位朋友，至云南香格里拉等地进行星空摄影创作，但由于一连五天浓云密布，未睹雪山真颜，更未拍到星空，几位远道而来的朋友较为遗憾。不过在香格里拉拍摄藏族赛马时，成功运用摇拍方式，得到一组极具动感，写意与写实相结合的照片，也算是此行的一点小小补偿。

香格里拉赛马场的拍摄，我舍弃了传统的写实，改为写实与写意结合。其方法如下：相机置于三角架上，云台阻尼以能轻微移动相机为宜，镜头前加三片中灰减光镜，设为手动曝光模式，通过减少进入镜头的光线，曝光组合为F22，快门速度1/10秒，ISO50。待人物出现在预定位置时，在三角架上迅速移动相机，同时按下快门。通过这种摇摄，奔驰而来的马匹和骑手显出了动感，后方杂乱的场景则被拉出了类似快速移动的虚实相间线条。

摇摄的原理并不复杂，但要得到一张虚实结合，有虚有实，动静得当的照片，必须在熟练操作相机的基础上，具备良好的抓拍基本功。虚要虚到什么程度，实要实到什么程度，没有现成的模式可以借鉴。只能通过平时的训练、揣摩与感悟，达到眼、手、心的合一。

大体的评判标准是：奔跑的马匹和骑手并不一定要非常清晰，但必须是有代表性的姿态。马匹的四肢则以虚化为宜，通过这种 “四蹄生风”，来表现出一种速度感，进而表现出“气”的涌动。如果马匹身体特别是四肢非常清晰，就失去了这种“四蹄生风”之“气”。

中国艺术中的“写意”，并非是不要“实”，而是“实”与“虚”的结合，营造出一种“飞舞”的动作与节奏，并借这种“飞舞”，来抒发胸中逸气。按美学大师宗白华先生的解释，逸气即是自由的超脱心灵节奏。以中国写意画为例，它并不重具体物象的刻画，而倾向抽象的笔墨表达人物心景，其要素不在机械的写实，而是创造意象，形成意境。

因此，摄影创作中的写意，在表现形式上就是马匹骑手的线条美、音乐的节奏美和舞蹈的姿态美。而如果是极端清晰的影像，很难表现出这种线条美、节奏美和姿态美。

中国的写意艺术，与舞蹈是相通的。其精神与核心在于全幅的节奏生命而不沾滞于个体形象的刻画。疾驰如影的马匹，飞身跃马的骑手，形体气势的涌动，形成一幅闪转腾挪，飞动摇曳，似真似幻的场景。

在中国美学中，气势与意境是相通的，气势是意境的前提和手段。一幅艺术作品，如果没有气势，就谈不上意境。中国山水画论中有伏脉龙蛇，气通万里之说，其目的是为表现独特的生命律动，这种生命律动，就是气势。因此，无论是风光还是人文摄影，都应重视气势的营造。

摄影对气势的营造，我们可以从中国书法中得到借鉴。中国书法是重“气”的典型艺术，有气则笔断势连，无气则如断线残珠。在欣赏张旭或怀素的草书时，你可以看到那飞舞的线条，充分表现出一气流动，一脉相通的气势。如一条颤动不已的线，时断时续，但气脉展张，未尝有一丝衰竭，这就是生命的张势——气势。

明清以来，中国的山水画论中又出现了“艺术龙脉说”，明清时代的山水画家们从北宋以来的儒家哲学中，得到气化哲学的滋养。如果仔细观察古代经典山水画，会发现山与山之间气势连贯，充满生机，并且开合有度，主次分明，起伏飞动，云水穿梭，仿佛有一条生命线隐藏于画面之中。这条暗藏的生命线，就是画中“龙脉”的律动。元明时期，黄公望、沈周等画家虽掌握画龙脉的“古法”，但要么秘而不宣，要么未进行理论上的归纳。直到清代，著名“四王”之一的王原祁在《雨窗漫笔》中才将“龙脉”提升至理论的高度，他说：“画中龙脉开合起伏，古法虽备，未经标出.........不参体用二字，学者终无入手处。龙脉为画中气势，源头有斜有正，有深有碎，有断有续，有隐有现，谓之体也。开合从高至下，宾主历然，有时高耸，有时平修欹侧，照应山头、山腹、山足，铢两悉称者，谓之用也。若知有龙脉，而不辨开合起伏，必至拘索失势。各有开合起伏，而不本龙脉，是谓顾子失母。故强扭龙脉则生病；开合逼塞浅露则生病；起伏呆重漏缺则生病。且通幅有开合，分股中亦有开合，通幅有起伏，分股中亦有起伏。尤妙在过接映带间，制其有余，补其不足，使龙之斜正、浑碎、隐现、断续，活泼泼地于其中，方为真画，如能从此参透，则小块积成大块，焉有不臻妙境者乎？”

王原祁的龙脉理论说的虽是山水，但其中蕴含着“体用之方”的深刻中国哲理。这对于摄影而言，不论是风光还是人文，都是相通的。如果以此原理来分析上面这幅人文照片，则龙脉就是气脉，是隐藏在有形物体背后的潜在气势，是天地中开合起伏的潜在动感，或者说是一种创造精神，一种生命勃动，此之谓体。而马匹的奔腾疾驰，骑手的起伏跃转，画面动感结聚澹荡的形式，则是其用。艺术作品的外在形式虽然是松散的，但必须表现出内在的体势，只有这样的气脉才能使形式有联系之脉，回荡之势。

因此，摄影艺术作品（新闻和纪实除外）不论是风光还是人文，都不要拘泥于外在的形式是似还是不似，是美还是不美，关键是要有以上所说的这个内在气脉。气脉是艺术之魂，即王原祁所说：“奇者不在位置，而在气韵之间，不在有形处，而在无形处。”

形神之辨是中国哲学的一大关键，也是中国美学的核心问题之一。反映在书法和绘画上，主要强调以形写神、重神轻形与似与不似这三者之间的关系。以形写神是基础，如果没有“形”，也就谈不上“神”，但又要从“形”中走出，进入“神”的境界。如果只在“形”和“似”上下功夫，没有“神”，作品虽然形象清晰，但缺少灵气，缺少感染力，必将落入同质化的窠臼。

清初大画家石涛晚年有一题画诗这样写道：“名山许游未许画，画必似之山必怪，变幻神奇懵懂间，不似似之当下拜。”他认为，绘画表现的最高原则是“意”，而不是画“象”。“不似之似似之”与后来齐白石所说“绘画应在似与不似之间”，成了中国艺术的一条重要原则。在石涛齐白石等看来，一味追求“似”，则会落入形似之窠臼，徒有其形，缺乏生命动感和韵味，难称佳作。而片面追求“不似”，则易流入荒怪狂乱，缺少基本的法度，往往欺人之作。艺术作品只有徘徊于有无之间，游走于形神之间，斟酌于似与不似之间，既不具象，也不抽象，才能神超形越，才会超越“美”，达到“妙”的境界，具备永久的艺术魅力。

以形写神，重神轻形的背后，是超越形式之外的象外之象，其中蕴含着中国人永恒的生命哲学——大道至简，大象无形。

飞舞的线条，流动的气韵，永远是追踪超越形式的中国艺术命脉。就如唐代大书法家张旭观公孙大娘舞剑而悟草书动势之妙一样。公孙大娘的剑影游动，若隐若显，在空间中划出一条虚灵的痕，似断实连，似有若无，一脉绵延，难以测知。目不可视，但心可会之。马与骑手呼啸而来，绝尘而至。人马合一的倾情表演，仿佛公孙大娘的剑影一般，在天地间肆意汪洋，纵情进行着心灵的释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