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上镜头盖，我从车子的第一排位置转移到中间位置，戴上耳机，打开催眠曲，车子从西宁驶向兰州。这是八天时间里，我第一次安心的在车上睡觉，因为七天前，我从这条路反向而来。

从兰州出发，向西，既可沿着河西走廊进入新疆，也可顺着河湟谷地进入青藏高原。相比河西走廊的声名远播，河湟谷地则稍显寂寥，甚至大多数人认为只要进入青海境内，便已进入高原。

沿着黄河逆流而上，在兰州市达川乡，黄河一分为二，北侧湟水，南侧黄河。在湟水与黄河的累世冲刷下，形成沟谷纵横的湟水谷地和黄河谷地，合称河湟谷地。

作为青藏高原为数不多的河谷地带，这里气候温润，平均海拔只有2200米左右，耕地与淡水资源丰富，宜农宜牧。优良的自然条件造就丰富的人类活动，这片面积仅占青海省面积的2.2%的土地上，却生活着青海省61%的人口，其省会西宁也坐落在这片河谷之中。

从兰州沿着湟水谷地进入青海，沿途村镇密集，河谷开阔，每次来到这里，都有一种还未走出甘肃黄土高原的错觉。走这条路，只需半日，便可穿过湟水谷地，从黄土高原抵达青藏高原。海拔从2000多米攀升至3000多米，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这是一个可以接受的上升速度。

如若沿着黄河谷地逆流而上，沿途沟壑纵横，尤其进入青海境内，愈发能感知到黄河的威力，山谷两侧山势陡峭，河谷狭窄，相对落差极大，村落聚集在山谷夹缝中。驱车花一到两天时间，便可从兰州来到黄河源头玛多县，但是海拔却从2000多米攀升至4000多米，如此快的攀升速度，非常人所能接受。

今人聚集之处，亦是古人竞相角逐之地。从早期的羌游牧部落，到后来的吐谷浑、吐蕃、唐都曾在这里施展抱负，尤其以唐蕃两大政权的对抗最为惨烈。在长达两百多年的对抗中，河湟谷地作为唐与吐蕃的缓冲地带，铁蹄踏遍，枯骨无数。

在这一过程中，文成公主被作为政治的牺牲品，嫁入吐蕃。送亲队伍沿着湟水谷地经西宁，抵达日月山，转交至迎亲队伍，穿过黄河源头玛多县，经玉树、那曲，最后抵达西藏拉萨，便形成今日“唐蕃古道”。

硝烟散尽，如今，这里生活着汉、藏、回、撒拉族、土族等多个民族，从兰州至西宁沿途，藏传佛教寺院、清真寺以及道观穿插林立。藏传佛教格鲁派创始人宗喀巴从塔尔寺诞生，西宁东关清真大寺更是西北四大清真寺之一，甚至甘肃临夏境内的部分阿訇也毕业于此。

河湟谷地西端尽头，便是青藏高原东端门户。

日月山，青海湖的天然水坝，平均海拔4000多米，分割着青海省的农业区与牧业区，也是古代游牧政权与农耕政权的重要分界点。即便是最常规的运动，到这里也得减少，更不用说战场厮杀，纵使农耕政权强大如唐，也未能逾越日月山这一自然屏障。

《旧唐书·李蒿传》记载：开元二十一年（734年），金城公主上言，请以九月一日树碑于赤岭，定蕃汗界。

赤岭即日月山。

穿过日月山口，进入3000米以上高原，青海湖便在日月山、大通山及青海南山三山合围的断陷盆地中。

3000米的海拔，相比平原地区高出不少，但相比动辄海拔4000米的青藏高原其他地区，青海湖周边对人类温柔许多。从周边山脉流出的雪水在汇入青海湖的过程中，形成众多溪流与沼泽，配以山脚下的高山草甸，自是放牧好去处。今日的青海湖畔，除了青青草地，还有油菜与青稞。秋收季节，一阵风吹过，金黄的波浪此起彼伏。

公元1227年，征服者成吉思汗躺在六盘山的军营大帐卧榻上，阴湿的六盘山使他病情愈加严重。这已是他第六次发兵诘难西夏，带着吞并西夏的宏愿来到这里的他，可能自己也没想到竟然要命陨于此。自知时日无多的他，给众将领留下遗嘱：对唐兀特，每饮则言，“殄灭无遗，以死之，以灭之”。

成吉思汗口中的“唐兀特”即西夏国人，这个定都今宁夏银川、雄踞中国西北近200年的王朝最终被蒙古铁骑踏平。

生活在青藏高原东南部的游牧民族，是最早与农耕民族接触的游牧民族之一，在长期杂处过程中，农耕民族送给这些游牧民族一个与羊相关的名称——羌。

党项羌，羌人众多部落中的一支，即后来的西夏人。他们长期生活在青海湖周边。作为一个小部落，长期处于吐谷浑与隋王朝夹缝之中。此后吐蕃兴起，中原政权更迭为唐，党项人的生活空间进一步被压缩，无奈只得内附中原，开启跨越式迁徙。从青藏高原到黄土高原，再到河套平原，最后建立西夏，成为中国北方政权中最长寿的政权之一。

除了党项，吐谷浑也曾在这里繁衍栖息。公元535年，吐谷浑新即位的夸吕在青海湖畔建起自己的新都城——伏俟城，此城见证了吐谷浑政权的最强盛的时期。随着吐蕃政权日渐繁荣，吐谷浑最终被吐蕃蚕食，今天生活在青海河湟谷地的土族人，便是吐谷浑政权的遗民。

翻过青海南山的橡皮山口，便从青海湖地区进入柴达木盆地。

中国海拔最高的盆地，平均海拔3000米左右，它给人最直观的感受是干旱、荒凉。庆幸的是，昆仑山、祁连山及阿尔金山供给了柴达木盆地所需要的淡水资源，致使这里没有成为无人区。即便如此，人们也很难将这里和东西方文化交流联系起来，首因它的干旱荒凉，其次，因为这里与我们的传统文化及主流文化没有太大关系。

说起东西方文化交流，对历史稍微感兴趣一点的人都会想到丝绸之路。关于丝绸之路，人们的观念里有一个奇怪的现象：当中原政权控制河西走廊时，大家理所当然的认为，中华文明出了河西便能一直传到西方，丝绸之路通畅，也不再追究河西之外战乱与否；若河西走廊处于战乱时或受控于北方其他政权时，人们通常认为中华文明无法传至西方，丝绸之路中断。

实则问题在于，我们将“东西方”狭义化为“中西方”，其中，“中西方”的“中”更是指向传统中华文明区域，即中原。

与其他文明体系相比，黄河流域文明相对闭塞，西南方向是大海，西北方向是青藏高原与戈壁荒漠，同时，周边又无势均力敌之文化体系。如此局面，造就了黄河流域文明极好的生长环境，同时也给传统中国人培养了极强的优越感。这种优越感一直遗存到近现代，甚至今天。集中表现在狭义化“东西方”，漠视中国北方及青藏高原游牧文明在东西方文化交流史上所发挥的作用；另一方面则表现在无法与其他文明体系的人平等相处，面对弱势文化体系，自傲又鄙夷；面对强势文化体系，敏感中透露着自卑。

今天，仍旧有很多中国人无法在其他文化体系中生活，常以“文化不同”为理由，实则我们依然未能学会如何与其他文化体系相处。

如此，柴达木盆地中的东西方文化交流之路被漠视亦是常理之中。

1982年，青海省文物考古队在柴达木盆地东部，都兰县热书乡进行古代文化调查，意外发现一处墓葬群，后经证实为吐蕃时期墓葬。

人身鱼尾金饰片，以人身作为鱼首，配以鱼身鱼尾，制成金饰品。人首鱼身本是波斯守护神，传入青海后，成为日常器物的装饰。

金鞍后桥片、金鞍翼片，粟特风格的马鞍饰片，后桥饰有对称展开的双狮和双马。

人物纹鎏金银盘，盘上有三个人物，左侧为一腰带佩剑的男性，右手拉着中间一位女性的右手，右侧为一老人，三人均为卷发，从形象上看应属欧罗巴人，具有明显的拜占庭风格。

鎏金西方神祗人物连珠饰银腰带，用银丝编织而成，呈长条形，上有七块牌饰，刻着西方神祗人物，典型的波斯时期的文物。

紫地婆罗钵文字锦残片，在都兰热水墓群1号墓中，还出土了一件世界级的国宝级文物《紫地婆罗钵文字锦残片》，它是紫红质地，黄字，上面从右向左书了一段文字，经学者鉴定，是波斯萨珊王朝所使用的婆罗钵文字，意为“伟大的，光荣的，王中之王”。这是世界上唯一一件有婆罗钵文字的丝绸。

波斯双面人头像，连作的双面人头像，模制，中空，深目高鼻，头戴小圆帽，为典型的中亚波斯人形象。

......

除此之外，还有大量的波斯、拜占庭、阿拉伯风格织锦。以上种种，均出自热水吐蕃墓葬。

唐末，吐蕃进入鼎盛时期，唐与中亚的直接交流被切断，但因吐蕃已完全控制青藏高原与西域，使得这一大片土地上的旅行者得以畅行无阻。此时，吐蕃很好的起到唐与中亚的中介作用，丝绸之路依旧繁盛。

即便在吐蕃蜷缩于青藏高原的时代，柴达木盆地依旧很好的沟通着青藏高原东部与塔里木盆地。

从青藏高原东部出发，进入柴达木盆地，向北可至敦煌，向西可至塔克拉玛干沙漠东缘。沿着塔克拉玛干南缘可进入丝绸之路新疆段南线，沿着其北缘可至今乌鲁木齐，即丝绸之路新疆段北线。此路线可称为“丝绸之路柴达木线”，连接汉藏文化体系与中亚文化体系。其发挥的贸易交流功能绝不逊色于河西走廊，只是古代中原政权并未在这里建功立业。

今天，现代化交通体系早已贯通柴达木盆地，G315穿过戈壁荒漠，连接青海东部与塔里木盆地，其线路规划与古丝绸之路柴达木段基本一致。

所谓古今，其实没有明显界限，今人不过在古人的基础上用现代方式做着一些古人也曾做过的事情，循着今人的足迹，亦能追溯到古人的过往。

从西北门户兰州，沿着祁连山南麓，直到新疆塔里木盆地东缘，这条通道的重要程度丝毫不逊色于河西走廊。

蜚声世界的陆上丝绸之路，其中国段自西向东分南北两线穿过新疆，于河西走廊西端汇聚，沿着河西走廊进入中原，继而分散至南方与北方；自东向西于河西走廊东端汇聚，穿过河西走廊进入新疆，继而分南北两线。纵观丝路全线，极少有地区能与河西走廊匹敌，担任起如此厚重的历史使命。

大约7000万年前，喜马拉雅造山运动伊始，青藏高原逐渐隆起，最终，原本北上的印度洋暖湿气流被青藏高原切断。自东而来的太平洋暖湿气流也被太行山及秦岭阻隔，停下西进的脚步。即便部分水汽跨过太行山，最终也被迫降落在阴山以南、贺兰山以东的河套平原。如此，便形成中国西北及蒙古高原的大片戈壁荒漠。

幸运的是，伴随着青藏高原的隆起，在其北部边缘地带，一条东西长近千公里的弧形山脉被顶推隆起。平均海拔达4000米以上，多数山峰积雪常年不化，它就是祁连山，如同湿岛一般嵌入西北戈壁荒漠之中，河西走廊便形成于其北侧山脚下。

得益于祁连山丰沛的山区降雨及积雪融化，河西地区形成了众多的内陆河流，其中包括中国第二大内陆河黑河。河流直接左右河西四郡的选址，汉武帝时期的河西四郡即今天的河西四座城市：武威、张掖、酒泉及敦煌。它们分别被石羊河、黑河、北大河及党河四大祁连山内陆河滋养。仰仗中国第二大内陆河黑河，张掖也被称为“金张掖”。

在蜚声世界的东西方文化交流之路上，河西走廊注定要成为最闪耀的路段之一。它夹在青藏高原与蒙古高原之间，成为中原农耕文明通往塔里木盆地农耕文明最适宜的通道。河西四郡依次排开，各自经营着自己负责的路段，祁连山如同灯塔一般，指引着西去东来的人通往各自的远方。

当人们习惯自东向西看待这条通道的时候，我们今天不妨自西向东来解读，或许这样更能彰显它的国际地位。

公元前4世纪，古代南亚语言学家波你尼便注意到，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的语言与印度地区的语言有相似之处。近代，语言学家和遗传学家通过各自擅长的领域，共同研究认为存在一个讲原始印欧语的群体，他们因为迁徙而被隔绝开来，导致欧洲与印度的部分语言非常相似。

大约6000年前，在伏尔加河流域和顿河流域一带的东欧平原上，生活着古印欧人。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开启了自己的迁徙之路，迁徙原因至今尚不明确。

迁徙之路基本分东西两个方向，向西进入中欧及西欧，向东进入中亚及西伯利亚。最东的一支进入新疆阿尔泰山与天山之间，形成克尔木齐文化。甚至在今新疆奇台县，发现克尔木齐式尖底陶器及克尔木齐式石俑，成为印欧人进入天山东段的见证。学界将这部分进入新疆的印欧人分支称为克尔木齐人。

原本生活在北疆的克尔木齐人并没有停下自己迁徙的脚步，又南下至塔里木盆地边缘，创造出塔里木盆地绿洲农耕文明。我们今天熟知的楼兰人、古龟兹人等皆源于此，学界将其称为吐火罗人。在今天塔里木盆地南缘的诸多遗迹中均有发现吐火罗文，它曾是焉耆、龟兹等国家的官方语言。

伴随着吐火罗人的东来，源自两河流域的小麦种植技术及食用技术被带到塔里木盆地，同时还有源自东欧平原的马匹驯养技术。圆形轮子及马拉双轮战车技术也极有可能在此时被带入中亚。

塔里木盆地农耕文明兴起的同时，月氏人在东方河西走廊地区兴起，势力逐步进入塔里木盆地。学界有一种观点认为月氏人亦为迁徙至东方的印欧人，但目前尚不确定。可以确定的是吐火罗人和月氏人最终在今天甘肃新疆交界地带相遇。

这次相遇使得小麦进入河西走廊，从而传遍中国北方，成为中国北方地区最主要的粮食作物，取代粟和黍的地位。

迄今为止，中国境内发现最早的小麦种植地在新疆塔里木盆地南缘，其次在甘肃河西走廊一带。

除小麦外，马匹在战争中的使用技术也伴随着吐火罗人与月氏人的相遇而传播开来。另外，中国北方草原也是马匹技术的传播路线之一，至于时间早晚，目前尚无定论。

佛教是唯一一种，其创始人声称自己既非某个神的先知，也非神的使者的宗教，甚至拒绝神至上观念。他主张自己是一位“觉悟者”，也就是“佛陀”，因而他是大众的精神导师，他说法的目的是为了众生得到解脱。正是这一“救世主”的身份把他的“解脱学说”变成了宗教，把乔达摩·悉达多这个历史人物变成了一位神。

学者们大都认为，公元前558年或者前567年，悉达多出生于伽毗罗卫国（今尼泊尔和印度交界地带）。他是国王净饭王与夫人摩耶的儿子，因此也被称为悉达多太子。物质生活富足才能更好的追求精神生活，这一原则在悉达多太子身上得到诠释。

悉达多太子16岁成婚，29岁离开王宫，公元前523年或者前532年觉悟，余生致力于讲法，80岁圆寂。此后，悉达多的思想被其弟子收集整理，佛教体系逐步形成。

佛教诞生后的200-300年间，接连发生两件前所未有的大事，从而直接改变佛教命运。

公元前326年，亚历山大大帝在东征过程中侵入印度，从此印度向希腊文化开放，不久便在印度文化和政治方面体现出来。在佛教领域，由于古希腊石刻造像艺术进入印度，在犍陀罗形成古希腊—佛教造像艺术。这一艺术的形成对佛教意义深远，从此开创以人类自身的形象表现佛陀的艺术形式。

以上为第一件大事，古印度孔雀王朝君主阿育王皈依佛教为第二件大事。

阿育王在征服绝大多数古印度领土之后，当众皈依佛教，随后多年在全国范围内巡礼佛迹。同时，他派遣教团前往各地弘法，远至大夏、粟特和锡兰。阿育王推动的弘法活动持续了数百年，佛教从克什米尔传播至伊朗东部，继而翻越帕米尔高原抵达新疆，最终通过河西走廊进入中国内地。

阿育王曾说：万民即我子孙，我为我的子孙追求今世和来世的福祉和幸福，也为万民追求幸福。阿育王死后，孔雀王朝迅速陨落，但是，佛教却得以转型成为一种世界宗教。

在佛教思想传入中国的过程中，犍陀罗佛教造像艺术也随之传入中国。在今天河西走廊的石窟群中，中华文明艺术、古印度佛教艺术及古希腊造像艺术三者同时体现在佛教塑像及壁画之中。更令人咋舌的是，据不完全统计，河西走廊及甘肃其他地区现存石窟数量达170余处，因而河西走廊也被称“丝路石窟走廊”。

马自达——这个名字想必大家都很熟悉，汽车头部的翼状标志也广为人知。但其实这并不是一个原创名称，它源自中亚祆教的主神“阿胡拉·玛兹达”名称的一部分，马自达汽车的翼状标志也源自祆教标志。

阿胡拉·玛兹达为光明至善之神，创造世界、人类及火以对抗黑暗与邪恶，选择信仰阿胡拉·玛兹达即选择对抗黑暗邪恶。祆教为中国古籍中的记载，波斯语称其为“琐罗亚斯德教”，其创始人为琐罗亚斯德。

琐罗亚斯德出生在米底王国的一个贵族骑士家庭，20岁隐居，30岁号称受到神的启示，驳斥多神教，宣扬祆教，受到诸多多神教祭祀迫害。42岁时，阿契美尼德帝国宰相取其女儿为妻，将他引荐国王，至此，祆教在波斯迅速传播开来，成为阿契美尼德帝国的国教。

随着阿拉伯帝国征服波斯，中亚在伊斯兰化的过程中，祆教徒被迫东迁。部分进入印度，部分穿过西域及河西走廊进入中原。唐朝时期有许多祆祠以供“胡商祈福”，并与景教、摩尼教合称“唐代三夷教”，宋朝以后基本消失，归义军时期的敦煌一度流行祆教。

粟特神祇白画，描绘粟特人崇拜的两名祆教神祇，由伯希和在敦煌莫高窟发现，现藏于巴黎法国国家图书馆。

于山西太原发现的隋朝时期的虞弘墓，是中原地区研究祆教文化在中国的第一手资料，更是中原地区至今发现的唯一有确切纪年的西域、中亚文化墓葬。

根据其墓志记载，虞弘为鱼国人（目前尚不知鱼国位置），其石棺上的圣火浮雕表明虞弘为祆教徒。他曾奉茹茹（柔然）国王之命出使波斯、吐谷浑、月氏等国家，也曾到访安息帝国管辖区域，后出使北齐，之后留在北齐、北周及隋朝做官，享年59岁。在其墓葬中包含大量中亚、高加索人种浮雕，以及众多中亚、波斯风格饰品，且丧葬风俗与中原完全不同。

公元3世纪中叶，波斯人摩尼将祆教、基督教、佛教混合而形成哲学体系，创立摩尼教。其教徒将摩尼教比喻为“世界之海”，此前的各大宗教如一条条细流汇入其中。

《冥王圣帧》局部，元朝时期绢布彩绘，可能出自中国宁波，现藏于日本奈良市大和文华馆。经研究被确定为摩尼教作品，中间位置即为摩尼教创始人摩尼。

唐高宗和武则天时期，摩尼教逐渐在安西都护府传播。武周时期，摩尼教通过河西走廊传入中原。安史之乱期间，回鹘助唐平定叛乱，摩尼教借助回鹘势力，从而取得在唐传教的许可。之后，摩尼教在回鹘地位日益攀升，回鹘放弃萨满教转而奉摩尼教为国教。借助回鹘与唐的关系，摩尼教在中原地区开始广泛传播。

摩尼教《宇宙图》局部，元朝时期绢布彩绘，传入日本时间不详，现为私人收藏。图中为摩尼教四大先知，从左到右：摩尼、琐罗亚斯德、释迦牟尼以及耶稣。

公元843 年，回鹘势力逐渐衰弱，从唐撤兵。唐朝一改前态，开始大规模打击摩尼教，强迫本国教徒放弃崇信摩尼教，外国教徒则驱逐出境。后历经“会昌法难”，摩尼教再也不能在社会公开传教，从而转入地下与其他宗教结合，成为农民起义的号召旗帜之一。

摩尼教抄本残页，图中文字为粟特文，人物为摩尼教教士或僧侣。德国吐鲁番考察队发现于新疆吐鲁番高昌古城，现藏于德国柏林亚洲艺术博物馆。

得益于金庸先生的《倚天屠龙记》，绝大多人中国人记住了摩尼教。小说中描述的“明教”即摩尼教。因摩尼教起源于祆教，含义较为混乱，中原地区经常不加以区分将祆教和摩尼教统称为“拜火教”、“波斯教”等。

小时候读金庸，只觉天赐想象力造就神奇，今日才得知，唯有浩瀚的知识储备方能造就神奇。

时间来到公元1625年，即明天启五年，西安掘出一块石碑，正面写着“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共用1780个汉字与数百个叙利亚文撰文。碑文显示，唐太宗贞观年间，有一位名叫阿罗本的传教士，沿于阗等西域古国，经河西走廊进入长安。他拜谒唐太宗之后，请求在中国传播景教（基督教分支），唐太宗准其传教，景教开始在长安等地传播开来。

“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现存于西安碑林博物馆，为东西方文化交流史中极具价值的文物古迹之一。

另外，敦煌鸣沙山石室也曾发现《景教三威蒙度赞》、《序听迷诗所经》、《志玄安乐经》三本景教文献。可惜的是前者现存于法国，后两者现存于日本。

新疆高昌景教寺院壁画。德国吐鲁番考察队发现于新疆吐鲁番高昌古城，现藏于德国柏林亚洲艺术博物馆，图中为景教神职人员。

元朝时期，由于大量色目人来到中国，使得中国景教信徒有所增加。在甘肃敦煌、肃州、甘州、凉州，新疆喀什噶尔、莎车、伊犁，江苏扬州、镇江等地都有景教徒和景教寺院。明朝取代元朝之后，景教衰微。16世纪左右，天主教传教士进入中国传教，景教徒数目随之锐减。

落花踏尽游何处，笑入胡姬酒肆中。

唐朝的长安城，街道如棋盘一般，皇宫大致在中间，其他区域分为东西两城。东城住着以汉人为主的唐人，商铺主要兜售本土商品；西城商铺主要贩卖从丝绸之路上运来的货物，居住着许多西域来的“胡人”。

中国古籍中的“胡人”一般指来自西北方或西方的非汉族人口，这其中有一支在丝绸之路贸易上占据主导地位的民族，他们被中国人称为粟特人或是昭武九姓胡人。

粟特人属欧罗巴人种中的伊朗人种，生活在中亚泽拉夫尚河流域，即今天撒马尔罕一带。粟特由大小不一的绿洲国家组成，常臣属于外族。中国史书按照其国名为粟特人取姓，主要有曹、安、史、康、石、罗、白、米、何九种姓氏，故称粟特人为昭武九姓。昭武为中国史书中粟特人曾经的居住城市，有说法提到昭武即今张掖，但此说法并不成立，从人种学与语言学来判断，粟特人与东亚关系不大。

绝佳的地理位置似乎直接预示着粟特人将会成为丝绸之路上最成功的商业民族。向东，他们可以和东亚人进行贸易，向西可以前往地中海沿岸国家，南下印度次大陆，则可以沟通古印度地区。

公元前6世纪，在大流士一世统治的波斯帝国的一块石碑上，首次出现“粟特人”词汇。碑文记载：“粟特人朝贡大流士，带来大夏青金石，草原斯基泰人的金碗”。

19世纪末20世纪初，斯坦因相继在楼兰与敦煌找到数目惊人的文物古迹。之后，他来到嘉峪关，听说距离嘉峪关不远处有个破旧烽燧。别人也曾去过，但未曾发现什么。

但斯坦因并未因此放弃，他依旧前往烽燧试图找到点什么，或是运气好或是长期猎宝养成的好习惯，他找到八封破旧不堪的书信。虽然书信早已破旧不堪，但他依旧编号送回英国。

公元312年，一位邮差因故不能前进，将邮袋落在此地，直到1907年被斯坦因发现，这八封书信一直躺在那个邮袋中。更为重要的是，这八封书信全部为粟特文书信，经多国学者破解，丝绸之路上粟特人的商业状况也变得更为清晰。

粟特人外出经商往往结伴而行，少则十几人，多则数百人，并有武装自卫，沿途建立聚落，商队首领被称为“萨宝”。他们把西方的金银、香料、首饰运到中国，又把中国的丝绸、瓷器运往西方。为打通到拜占庭的丝路贸易，粟特曾出使波斯请求贸易。

唐朝时期，唐太宗与唐高宗相继击败东突厥与西突厥，粟特地区宗主权转归唐朝，在撒马尔罕地区设立康居都督府，归治于安西都护府。从那时起，粟特人开始大量进入中原进行商贸活动，公元5至8世纪，他们几乎垄断陆上丝绸之路国际贸易。

进入中国的粟特人往往比较富裕，在中国西部建立自治聚落，居民自行武装，并累世掌握当地兵权，出任地方官员等。北朝和隋唐政府为控制粟特聚落，将粟特人领袖职位“萨宝”纳入中国官僚体制，专门授予粟特人，部分粟特人甚至走入朝廷为官。安史之乱时期，安禄山与史思明两位粟特裔将领动员粟特聚落及部将，几乎颠覆李氏唐朝天下。

敦煌莫高窟中描绘胡旋舞的壁画，唐代著名舞蹈，由中亚粟特地区传入中原，粟特人尤其擅长此种舞蹈。

安史之乱后，唐朝开始排斥外族，粟特人迁居各地。在今天新疆、甘肃、陕西、宁夏、山西、河北等地均发现粟特人墓葬，出土艺术品极具中亚风格。

我们的祖先东来西往，用他们的方式，在地球上走出一条条通道，我们理应致敬他们。现代人用自己的方式，在这些古道上构筑一条条新的通道，我们应当充满勇气。

今天，人们试图通过欧亚大陆桥、一带一路，为河西走廊注入新的活力。

正文到这里就结束了，如果你喜欢大西北风光，就请接着往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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