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说要带我去思南路一带转转，于是背上D90，带上小P就来了。因为有他带，所以事先什么功课都没有做，就等着他指给我看了。
跳下和谐号，一路小跑着，冲上了上海站东南出口的大上坡，就看见了那个熟悉的身影，背着电脑包，拖着拉杆箱。
“我们去多伦路。”
“哦。”
“酒店和那里是一南一北两个方向，所以就拖着箱子吧。”
“哦。”
“本想不带箱子的，但还是带了。”
“哦。”
“今天我们全程地铁和公交。”
“哦。”
其实去哪里，怎么去并不重要，只要和他在一起就好。拖着行李箱，多伦路，我们来了！
我们是从上海火车站坐地铁四号线，坐两站，在海伦路站下，然后从1号出口出来就是海伦西路。直接过马路往东走100米，看见一条很小的弄堂就是东横浜路。沿着东横浜路一直走，就可以走到多伦路了。如果坐三号线的话，也是两站，在东宝兴路下

多伦路其实是一条L型的小路，四川北路连接路的东端和北端。1998年，虹口区政府决定把多伦路打造成“文化名人街”，于是就出现了多伦路北端的这个牌坊。
我们是先往东走的，走到路的东端看到这个，不明所以，但是又不好意思上前去把拖把拿开。
幸好到了路的北端，看见这个，解惑了。
      窦乐安路（Darroch Road），这是多伦路的原名，以曾受到清朝光绪帝授予“进士”称号的英国传教士、伦敦圣教书会总部干事窦乐安（John Litt Darroch）命名。1943年汪精卫政府接收上海公共租界时以内蒙古多伦县改为今名。窦乐安路建于1911年，其实并不属于租界，而是越界筑路，简单的来说，就是“多吃多占”。
     多伦路两边的建筑多是中国早期民族资本家发达之后建造的别墅，后又被时代的风云人物所占据。20世纪二三十年代，多伦路是以鲁迅为代表的中国左翼知识分子最活跃的地区，这也是“文化名人街”的出处吧。

      和多伦路相连的东横浜路是一条小弄堂，街边散落着各种各样的的摊子，卖早点的、卖菜的、水果的、卖杂货的，二楼窗户外的竹竿上晾着衣服和被子，这一切都让我觉得有一种久违的熟悉，还带着点亲切。他说在他小的时候，除了南京路啦、淮海路啦，绝大多数的街上都是这样的，不过现在这样的场景已经越来越少了。
在东横浜路走到尽头的时候，眼前忽然出现这样的一栋建筑，于是我们知道，多伦路到了。
红白相间的色彩，露台上的栏杆，彩色的玻璃窗，无一不透露着西洋风情。可是看着这样新崭崭的一栋建筑，在早晨的阳光中散发着淡淡的光芒，我却一点没有惊艳的感觉。照理说，在之前东横浜路的上海弄堂衬托之下，这样的建筑的出现应该是分外扎眼才对，可是我的内心却波澜不惊，也许是因为太新了吧。
透过窗户看进去，依稀可以看见一些机器，他说应该是一个厂，回来后在搜狗地图上看，显示的是上海虹艺印刷厂。又看了一些网上的照片，忽然发现建筑北侧的钟楼像极了“夕拾钟楼”。据介绍，钟楼的楼名取自鲁迅的《朝花夕拾》，处多伦路的中段，属标志性建筑，钟系青铜铸造。不过从2009年拍的照片来看，当时的楼要破败很多，那个圆形玻璃窗的图案比现在也要简单许多，钟楼上还有“夕拾钟楼”四个字。
这是从多伦路的北段往回拍的钟楼
以“夕拾钟楼”为起点，多伦路分成两段，分别向东和向北延伸开去。我们是先向东走的。这是从多伦路的东端往回拍的。
从夕拾钟楼往东走，楼的北侧就是一家茶馆，之前叫“名人茶艺馆”，现在装修过之后，改叫“老茶楼”。茶楼的另一个匾额上用篆体写着“老上海新玩家”，原来这里还是个艺术会所，名字就叫“老上海新玩家”，只是不知道这个会所是什么性质的，会员都是些什么人，是左翼，还是右翼。

茶楼的门前站着书法家沈尹默的雕像。这是一个我比较陌生的名字。沈秋明，入过私塾，去日本留过学，在北大教过书，作过国民党的监察院委员，也作过共产党的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最后却在文革中含冤而死。89岁的人生对于他来说是丰富的，只是不知道他是否后悔自己活得太长。我常常想如果鲁迅能活到文革，不知道是否能够幸存。
多伦路66号，约1920年为薛氏建造，人称“薛公馆”。该建筑外观为青砖砌筑，周围有较大庭院。主体部分原来是外廊式建筑，形式上受英国乔治亚王朝时期风格影响。入口门廊呈现古典主义样式。抗战时期曾作为侵华日军海军武官驻地。
看之前网上的照片，在66号的门前曾经放置了一个很大的钟，不知道为什么放在这儿，现在也不知道为什么不放了。门前的牌牌上介绍“为薛氏建造”，可是这个薛氏却没有说是谁，应该是当时很有实力的一个资本家吧。不知道为什么没有属全名，是因为没有名气么，可是能够建造这样的小楼，一定是很有钱的，明明很有钱，而你却叫不出他的名字，这才是真正的有钱人吧。
不知道为什么66号的门口竟然站着冯雪峰，就好像鸿德书房的门口站着内山完造一样，非常的无厘头。
冯雪峰，左翼作家联盟的党团书记，鲁迅的亲密战友。在查阅这些左联成员的资料时，忽然发现一个有趣的问题。鲁迅，浙江绍兴人；冯雪峰，浙江义乌人；茅盾，浙江嘉兴人；沈尹默，浙江湖州人；柔石，浙江宁海人；夏衍，浙杭县，今杭州人；叶圣陶，江苏苏州人；瞿秋白，江苏常州人。
虽说江浙一带出文人，可是左联里这么多的浙江人是否说明了一个问题呢。那么作为少数的不是浙江人的，湖南人周扬，当时在这个浙江帮里又是怎样的呢。周扬和冯雪峰曾是并肩作战的战友，但不久两人就成了冤家对头，冯雪峰后来转投了鲁迅，进而相知相契。在文革中，周扬对于和鲁迅走得很近的人几乎都没有放过。
作为在这个圈子里极少数的女性之一，丁玲，也是湖南人。她曾毫不忌讳地称冯雪峰是她第一次真正爱上的人。而在文革期间，丁玲也遭到同是湖南人的周扬的批判。当所有的一切尘埃落定，今天抛开政治因素，如果让我们像梁实秋一样，没有阶级性地想象一下，当初在左联演绎的一切，我相信绝不亚于一部《步步惊心》。
当他拍好鸿德书房门前的内山完造，忽然一抬头，然后对我说，快看看这是个什么？于是一个异形出现在我的眼前。明明是中式的古典建筑，可是挂在外墙正中的十字架却显示这分明是一个舶来物--教堂。这就是多伦路59号的鸿德堂。
教堂的主体和外观都是以中国风为主，入口处是方形的钟楼，重檐四方攒尖顶，檐下有绘有彩绘，门前立着两个汉白玉的石狮。而很多细节方面却又暗含着西方的元素，木制的格子窗都是用的彩色玻璃，那几根红色的柱子，其实是混凝土仿木的。
所有的这一切都可以看出鸿德堂建造者的别出心裁，并且是颇花了一番心思的。这样混搭的一个建筑，不知道在1928年的上海滩是否招来过非议。创新还是保守，在鸿德堂是很难去界定的。当创新牌和保守派大打出手的时候，鸿德堂给出的答案是否值得他们去深思呢？
同样都是混搭，同样是引进西洋的建筑风格，在上海是鸿德堂，而在开平就是碉楼了。在开平的碉楼，外墙显赫地立着爱奥尼克式和科林斯式的石柱，而在鸿德堂，明明是混凝土的柱子，却漆上了红漆，做成仿木的样

式。这就是上海滩吧！写过“拿来主义”的鲁迅在看到鸿德堂的时候，一定也会很欣慰的吧。
从夕拾钟楼往北，紧挨着钟楼的是“老电影”咖啡馆，里面有旧式的胶片电影放映。
    从老电影再往北走不远，就可以看见这一溜脚印了，从鲁迅到矛盾、巴金、郭沫若等等，这应该就是著名的“景云里”开向多伦路上的另一个门了。沿着这一串脚印走进去，可以看见一个铁门，铁门里是一些崭崭新的建筑，上面写着“1925”。不知道这些新的建筑会用作什么，会所？咖啡室？酒店房间？不知道左翼的作家们沿着这串脚印是否能找到他们回家的路。

走在这些文化名人的脚印旁，连小狗走路的姿态也很有腔调了。
“景云里”对面的墙也出新了，挂上了左翼作家们的版画。
鲁迅和陈赓，不知道为什么把他们两人放在一起。
这就是丁玲了，完全是一个女学生的模样。
尊敬的郭老，郭沫若。
景云里旁边就是上海文物商店设在多伦路的分店。1920年建，原为上海艺术大学的学生宿舍，为外廊式建筑，具有典型的南洋风格。
这是多伦路201弄，新中国剧社的旧址。
在多伦路的最北端，我发现了此行的另一个惊喜，多伦路250号的“孔公馆”。1924年建造，抗战胜利后曾作为孔祥熙的寓所，所以被称为“孔公馆”。据说建筑的立面和内部呈伊斯兰西班牙风格，伊斯兰风格我倒是可以领略，至于西班牙风格到底是怎样的，我不甚了解，难道是因为体现在内部？
这些就是介绍中提及的所谓伊斯兰风格的券柱形式、阿拉伯的纹案雕刻、以及彩色贴面组合的单元式构图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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